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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5-03-06 10:49:29 来源:通榆县民政局
今天的长发村境内及周边地区,是通榆县出土元代文物最多的地方,也是吉林省西部地区出土元代文物最有价值的地方。这里曾先后出土三方元代军事官员的铜印,这些铜印在当时都和元朝军队驻守的长发古城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第一方印为“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”。该印于1976年出土于长发村,为长方形,长方钮,边长为6.75厘米,厚约1.3厘米,高为6.8厘米。背部有一扁方柱状钮。印钮上部的长方形平面上刻有汉文“上”字。印的背面刻着两行汉文,即为印文的对译。印钮的左侧,由右向左,竖刻着两行汉字。第一行为“中书礼部造”,第二行为“至元五年X日”,印的正面为阳刻八思巴文“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”十一个字。左侧竖读,由左向右四行,除第三行为两个字外,其余的各行均为三个字。
《元史·兵制》中曾记载有东路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。在卷三十四《文宗纪》中记载:至顺二年(公元1331年)正月庚寅,改东路蒙古军万户府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。《元史·百官志》卷八十六中记载:大都督府正二品,管领左右钦察两卫、龙翔侍卫、东路蒙古军元帅府、东路蒙古军万户府、哈喇鲁万户府。由此可知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的前身,曾受大都督府节制。
此印铸于至元五年四月。经查元代曾两次用过至元年号,第一次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,时间为1264年到1294年,共历30年。第二次是元顺帝使用至元年号,时间从1335年至1340年,后又改年号为至正,是元朝最后的一位皇帝。有专家分析考证认为此印铸刻的时间,应为元惠宗时期的“至元五年四月”,元惠宗使用至元年号近6年时间。其一是此印所镌刻的阳文为八思巴文,而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,其颁布行用的时间是忽必烈时期的至元六年,按此时间推算,如此印为忽必烈时期所铸,不可能在八思巴文还没推广使用时以八思巴文作印。其二是根据《元史》记载,元顺帝也曾使用过“至顺”年号,其时间为1330年至1333年,共4年时间,在元顺帝惠宗时期的至顺二年(1331年),才将东路蒙古军万户府改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指挥使司。也就是说,在元初还不存在东路蒙古侍卫亲军,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此印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,在至元五年(公元1339年)所铸刻。此印应按元代的尺度标准,相当于从六品官的用印参照,已发现了元代上百户的官印,亦为其中较宽者,当为元代上百户所用的百户印。印中的“侍卫亲军”,是元朝时期的军事组织,是元朝按照中原制度建立的常备精锐部队,主要掌管宿卫扈从镇戍兼屯田等职责,国家有事可随时调动,该军原名为武卫军,共有3万人,后扩充至20万人。此印在长发村发现,当和长发古城有着紧密的联系,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长发地方和长发古城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作用。
第二方印为“左阿速卫千户印”。此印出土于1957年,1979年5月从当地社员手中征集。印为方形,长方钮边长7.4厘米,厚为1.5厘米,高为8厘米,印的背部右侧刻有一行汉字,即为“左阿速卫千户印”,为印文的对译。左侧刻有两行汉字,自右向左,第一行“中书礼部造”,第二行为“至正四年十月X日”。印钮的上部长方形,刻有一个“上”字。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,共8个字,左行竖读,由左向右共三行,第一行和第三行各3个字,第二行为两个字。
关于阿速卫的组建,《元史》卷九十九中有较详细的记载。至元九年(公元1272年),忽必烈初建阿速拔都达鲁花赤,后招集阿速正军3000余名。“后复选阿速揭只揭了温怯薛丹军七百人,扈从车驾,掌宿卫城禁,兼营潮河、苏沽两川屯田,并供给军储”。二十三年(公元1286年),“为阿速军,南攻镇巢,残伤者众,遂以镇巢七百户属之,并前军总为一万户,隶前后二卫”。元朝至大二年(公元1309年),始改左右两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。左阿速亲军都指挥使为正三品,阿速军的活动,在《元史》中也有记载,它多承担围宿把门事务,由皇帝亲信一人指挥。围宿把门千户所共有十三翼,此应是十三翼中之一所的公章,阿速军除了备宿卫城禁外,也执行镇戍征讨等任务,是元朝一支比较重要的武装力量。
从这方印的制式上看,应为“上千户所印”。《元史》卷九十一记载元代的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之上,由此可见这个千户所是“当管军七百之上”的千户所。此印所镌刻的时间为至正四年,这正是元顺帝惠宗的年号,是元代晚期的军事机构的公章,这也说明元代晚期长发地方和长发古城的驻军状况。
第三方印为陕西“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”。该印于1974年在长发屯附近的庙腰屯出土,印为方形,背钮两侧各竖刻两行汉字,由右向左,右侧汉字为“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”,为印文八思巴文的对译。左侧第一行刻着“宣光二年五月X日”,第二行刻有“中书礼部造”字样,印文为八思巴文。
宣光为北元爱猷识理达腊的年号,宣光二年为公元1371年,即明朝洪武四年。
关于北元“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”的组建情况和其具体活动,文献中并没有记载。在《元史》卷九十一中,只记载了四川行省的设置和变动的情况。中统元年(公元1260年),以商挺领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。中统三年,改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,治京兆。至元三年,移治利州。十七年复还京兆。十八年,分省四川,寻改立四川宣慰司。二十一年,仍合为陕西四川行省。二十三年,四川立行枢密院,本省所辖之地惟陕西四路五府。又在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”条中记载:国初其地总于陕西。至元十八年,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。二十三年,始置四川行省,属成都,统有九路五府。
根据上述的记载,从至元二十三年(公元1286年),陕西四川分省后,就再没有合并。作为地方的军事组织,万户府按正常设置的情况看,应该是各省分立的,而且当时北元的实际控制力也没有达到过陕西四川。退一步说,即使北元的控制势力达到了陕西四川,那么它的地方军事组织的印章也不该在长发古城周边出现,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在这里出现呢?
此印的镌刻时间为宣光二年五月。宣光是北元的年号,是元朝兵败明朝,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后,历史上对其政权的习惯称呼。明自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,明军破应昌(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),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和林(今蒙古国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),嗣为帝,次年改年号为宣光,国号仍称大元。爱猷识理达腊继任后,誓以中兴为己任,他要效仿周宣王和东汉光武帝,带新大元收复失地,所以将年号定为宣光。此时元朝故将扩廊帖木儿,别名王保保,屯兵十万于陕甘一带,纳哈出拥兵二十万雄踞辽东。巴匝刺瓦尔密占据云南。北元统治者及贵族留恋故园,不断向明朝的统治地区发动进攻,明朝对此深以为患。后在明朝军队的不断征讨下,几经曲折,北元诸将相继归附,陕甘云南先后被明军占领。但雄踞辽东的纳哈出直至洪武二十年(公元1387年)方才归附。有学者认为在这期间,北元政权出于对明政权的拒绝承认,把已丧失的行省进行调整,重新加以空头任命。把侨置在那哈出处的陕西、四川行省的官员,又合在了一起,设立了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,并刻印封官三品,以示元之大统。
另据有关学者考证,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,是元朝设在陕西凤翔的军事组织,该军事组织在元朝是陕西、四川分设的,主要是各自负责行省当地的镇戍和军事行动。北元时期,北元政权先是在占据陕甘一带的扩廊帖木尔(王保保)处,将两省合并,设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,主要负责陕西及土著、甘肃等地的镇戍和军事行动。该军和帖木尔的军队一直在陕西甘肃一带抵抗明太祖朱元璋的进攻,失利后,又转战漠北与明军作战,最后溃散。该军所持的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的镌刻官印,近年已在陕西洛南县出土,为当年战事频繁,征战屡败中所遗失。此印又在长发古城周边再度出土,应为北元政权在那纳哈出处,镌刻类似一个隔空封赐的军队番号及三品职官,也都是徒有虚名,安慰人心罢了。
据《明史》记载,当时北元所依赖的纳哈出曾以新泰州为中心,拥兵二十万与明朝对抗。明朝洪武五年至洪武十二年(公元1372年至1379年),七次大规模驱兵南下,试图败明军收失地。在明军的强力征讨中纳哈出“弃金山(双辽市大哈巴山),营于新泰州(四家子古城),榆林深处”部署兵力设防抵抗,从长发古城出土的文物和周边地区先后发现了三枚铜印来看,明史中所说的榆林深处,当是以长发古城一带为中心的通榆西部地区。
当历史云烟散去,长发村和科尔沁草原上每一个村庄一样,在祥和宁静中,让生活在幸福和谐富庶的时光中流淌,写在这块土地上诸多的历史之谜将在人们的探索和发现中,成为它深厚的文化积淀,伴随着在这方热土上生活的人们走向美好的明天。
来源:通榆县民政局
初审:王 莹
复审:魏 波
终审:姚 彬 姜国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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